鰲峰的文學殿堂

吳介民

本文刊登《新新聞周報》第869期

          幾十年後，歷史學家評價台灣的民主成敗，尋找轉型階段最具影響力、同時也最具破壞力的政治符碼，「民粹主義」肯定脫穎而出。民粹這個措辭威力十足，在民主化初期就取得論述霸權，變成媒體和政客的制式語言，分散人們討論實質政策的注意力，更破解了改革的能量，使社會陷入反動的泥淖。如今，一個理念或政策，只要套上民粹的魔咒，就眾口鑠金、百口莫辯。「政客操弄民粹」、「以民粹反制專業」、「錯把民粹當民主」，媒體每天生產再生產這些污名化的咒語，如同牛虻般嗡嗡作響，雖叮人不死，卻也讓人心浮氣躁、無暇正經事業。

          每一個觀念都有自己的生命史。有些概念在轉譯挪用的過程，充滿著驚心動魄的秘辛。民粹主義這個語彙十幾年前，還是相當正面的用語，卻在幾年之間成為批判改革者的寵兒。現在就讓我們來窺探一下「民粹秘史」。假如有人正面肯定蔣經國是民粹主義者，您會震驚嗎？1988年，就在解嚴之後一年，周陽山教授在聯合報寫道：「當年蔣經國先生… 秉持著民粹主義的精神，以一般老百姓，也就是平民的意願為歸趨… 不但展現了個人的領袖風範，也使得傳統威權體制下的『德政』理想，在某一特定範圍內得到實踐的機會。」（「內閣士氣的重整與文官士氣的重振」，聯合報，七月二十六日）

          解嚴之後，自力救濟抗議風潮方興未艾。執政者與反對黨都在爭取民間力量的支持。蔣經國去世，威權黨國頓失強人領導，也還在摸索如何吸納調適社會反抗力。此時，蔣總統被描繪成親民愛民的民粹領袖，其實正反映著專制君王降貴紆尊的政治姿態與統治哲學。此時的民粹是德政。民粹被賦予負面形象，始自1990年野百合學運之後李登輝以魅力型領袖之姿，嘗試改造國民黨這頭政治巨獸。媒體上開始刊登反對總統直選的言論，並且把直選和民粹劃上等號。1991年，周陽山教授提出「台灣式的民粹主義」的說法，來反對總統直選：「政治人物目前的訴求也多半集中在：總統直選、雙元行政首長制（即「混合體制」）、制憲、改國號、改國旗國歌、省籍之爭、誰在出賣台灣人、樹立新的國家認同、省籍人士當家作主… 等議題之上。在這樣的處境下，我們似乎很難避免總統直選、社會對立、省籍紛爭、政治激化和強人抬頭的民粹政治困局。」（「兩種民主理念的對峙」，聯合報， 八月五日 ）

          民粹主義從禮讚的神殿，被打入日夜刑求的地牢，不過 三兩 年間。轉折之大、斷裂之劇，令人瞠目結舌。重溫歷史，細細思量。批判民粹的聲浪，和政治體制合理化的改革亦步亦趨。當改革威脅到既得利益時，也是民粹這個政治概念成為罪犯之日。一旦定讞，眾皆曰可殺。學者作家紛紛投身圍捕嫌犯的獵場，論述急轉直下，從正面肯定沈淪到全盤污名，民粹所犯下的「罪行」與日俱增。歷史教材、核電、母語教學、漢字羅馬拼音、教改等爭議，通通施以民粹的套套邏輯。反民粹於是成為反改革的利器。最近的反公投論述，就是援引民粹公式，而提出「公投危害論」。反對公投者大率自居民主人士，不便直接反對公投這個民主價值，於是套用「公投＝民粹」、「民粹＝危害民主」這組制式語句：「我並不反對公投，只是公投會被民粹主義者利用…」

          民粹公式偷天換日，又不動聲色。反民主的人，大剌剌包裝成民主保衛者。反動論述蛻變成民主嘉言。這部「民粹啟示錄」的鬧劇，透露了「反動修辭學」的玄機。人類歷史上每一次的進步運動，都伴隨著來勢洶洶的反動浪潮。反動派無從反駁普世接受的價值，因此表面上不反對進步觀念，而是用替代性的說詞來反對改革。民粹這個詞彙，就是在台灣面臨歷史大變革的風潮中，被挪用來客串反動的修辭。從反對總統直選，到最新的「公投危害論」，反對改革者都是以民主捍衛者的身份發言，這印證了普林斯敦高等研究院的赫緒曼教授 (Albert Hirschman)，對於反動論述的洞見。反動其實不是一種心態、也非世界觀、甚至不是價值系統，因為這樣迎戰反動派，會掉進永無止境的追尋定義上的本質主義的死胡同，使得改革失焦。反動的修辭，不過是一種反對特定改革目標的論述策略。民粹批判就是一種反動的修辭；抗拒改革的文化菁英轉移視聽的高招。因此，我們看到在不同的歷史時空，同樣的政治語彙所承載的訊息，可以歧異到如此離譜。

          現代政治學定義下的民粹主義，是指「魅力菁英主導的民主政治」。我們可以就事論事，追究哪些具有「魅力」的政客，透過何種「符號政治」在「玩弄民主」。以領導人操作符號的能力與意願而言，泛藍泛綠不相上下。但是，這些符號政治的鬥爭，究竟達到了操弄民意的目的，或只是高層菁英之間口沫橫飛，經過大眾媒體的渲染而使得社會惶惑不安？當一個概念被浮濫使用，適用範圍如同橡皮筋一樣被無窮拉扯，它的批判力道便消磨殆盡。如同大眾消費一般，民粹成為政治超級市場中最暢銷的垃圾食物，沒有營養卻隨時在耗損人們的政治品味。如今，幾乎沒有人可以回答「什麼不是民粹？」那些霸佔談話節目指責民粹政客的媒體明星，難道不也是民粹菁英嗎？

          民粹政治其實是兩蔣時代遺留下來的鬼魅。李登輝從蔣經國的身後接管了黨國機器，也繼承了民粹領袖的封號，只是價值判斷一正一負。民進黨從國民黨分裂的亂象中，早熟地執掌政權，竟也自動接收了民主轉型初期符號政治的負債。經常發現，連民進黨人和進步學者也在交相指責民粹。挨罵者忙著撇清關係，民粹牛虻騷擾改革運動的威力之大，可見一斑。推動改革，需要清澈的意志、需要迷人的語言、更需要豐富的想像力。當舉國如催眠般圍繞著同一個流行語彙進行口水戰，徵顯的不是立即的民主危機，而是人們想像力的退化與智性的怠惰，這是集體社會心態的微妙變化，持續改革的真正困局。改革需要創新語言，避免落入反動修辭的圈套，才能激發新一波社會進步的動力。

          戒嚴時代，黨國機器處處壓制社會，阻斷公眾力量的形成。民主化之後，統治菁英不再全盤壟斷權力，難以抗拒公眾參政權的擴大。所謂的深化民主，一個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將社會的聲音與憤怒，轉化為開放而理性對話的公眾領域 (public sphere)。這是把自力救濟導向建構公民社會的關鍵階段。社會發展自我管理的能力，公眾力量的形成，有其涵養、摸索的歷程。動輒批判民粹，其實是威權時代恐懼公眾之菁英心態的延續。民粹之說，表面上警惕「政治煽動家」操縱「沒有理性思惟的群眾」；骨子裡則是，文化菁英以傲慢的態度對待社會大眾，不願意以積極的行動來支持民主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學習。從這個角度看，菁英主義才是最大的改革障礙。舊朝遺臣與統治新貴之間的訛詐惡鬥，荒廢社會力量的經營，標示著台灣正在經歷著一場反動的潮流。

          赫緒曼認為，一百年前那些反民主的菁英理論家，多少要為後來的法西斯運動負責，因為他們詆毀民主政治，造成人們鄙夷民主，終而投靠法西斯。這些反動論者不經心地宣告了「自我實現的預言」，而協助促成歷史的悲劇。今天，台灣的反民粹論述，對於民主這個初生兒的表面呵護、實則輕薄的態度，是否也會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