鰲峰的文學殿堂

引用自：httpwww.jkforum.netredirect.phpfid=383&tid=280596&goto=nextnewset黨與黑道勾結 - 兩岸政治論壇 （泰山ａ）

國民黨依靠黑社會勢力打天下，利用黑社會勢力維護政權與統治，不是退居台灣後才出現，在歷史上就一直存在。在大陸時期，蔣介石不僅曾加入了幫會組織青幫，而且為了篡奪革命政權，與上海黑社會勢力勾結，於1９２７年在上海發動“４·１２反革命政變”，屠殺共產黨，奪取革命政權。此後，蔣介石統治集團一直無法割斷與黑社會的關系，也不斷依靠黑社會勢力與地方軍閥維持統治。

　　國民黨在大陸戰敗退居台灣後，盡管仍有極少數黑幫上層人物隨國民黨去台，但失去了原有大陸黑社會勢力存在的環境，又與島內黑社會勢力無歷史淵源，與黑社會關系一度有所減弱。不過，國民黨當局未從根本上悔過，對黨的建設沒有進行深刻的改革，又重犯了用黑社會清除異己、控制政權的錯誤。１９８４年，轟動一時的“江南命案”，就是台灣國民黨高層與情報局利用黑社會組織“竹聯幫”暗殺異己的最典型案例。這一事件，不僅揭示了國民黨與黑社會勢力的相互利用關系，而且對國民黨在台統治影響深遠，打亂了國民黨政權的接班部署。

　　李登輝執政後，在民進黨的挑戰與選舉壓力下，不是進行制度更新，不是對黨的運作進行改革，而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利用一切力量，特別是利用黑社會勢力參選，以鞏固政權，於是黑道紛紛步入政壇，成為政權體系的一部分，黑金政治一發不可收拾。有學者評論指出，“到了李登輝時代，他結合本地土豪劣紳，引進黑道勢力，掃除了蔣家權貴勢力，使中國國民黨變成了本土化的‘台灣國民黨’，那些土豪劣紳、黑道大哥紛紛搖身變成正當的統治者之一。”

　　李登輝利用黑道來維持政權，與台灣的政治生態變化也有直接關系。20世紀８０年代後期以來，台灣政治生態發生重大變化，在野的民進黨成為一支十分重要的政治力量，並通過選舉相繼奪取一些縣市的執政權，在各級議會的力量也逐漸上升，國民黨的統治地位不斷受到威脅。以李登輝為代表的國民黨當權派，為了維持統治地位，采取了“勝選至上”策略，提名地方派系人士、特定財團代表，或具有“實力”的黑道人物參與選舉各級政府首長或民意代表，為具有黑道背景的人物打開了一條通往政壇的通道，於是出現了“黑道治縣”、“黑道治鄉”、“黑道治國”的怪現像。　　

　　１９９６年５月１３日，《中國時報》發表的一篇社論指出：“黑道、金錢介入台灣地方政治由來已久，於今尤烈。剖析其壯大過程，不能不說主政的國民黨當局必須負起相當的責任。當初島內政治轉型之時，當局為了展現基層民意支持力量，對抗黨內保守勢力，未加篩選地吸引、結納地方勢力與黑道人物，一時間‘狡狼型’的地方政客一躍而成為黨之棟梁；有前科背景的議長、副議長也成為重要的輔選支柱，於是乎黑白結盟，利益勾結，沆瀣一氣，遇有衝突則暴力相向，地方政局因此更加不堪聞問。”

　　可以說在蔣氏父子執政時期，盡管國民黨與黑社會勢力仍保持密切關系，但黑道只是被利用的工具，被控制在可容許的範圍之內，不能公開合作，也決不會讓其介入政治活動，更不會讓其成為國民黨政權的一部分。但到李登輝時代，黑道勢力公然漂白坐大，紛紛進入權力機構，國民黨政權與黑道結盟的黑金政治逐漸形成。

台灣黑道入主政壇形成一套黑道漂白模式，即“先當兄弟，再當議員”。這些道上兄弟通常采取的辦法就是：運用地方勢力幫助國民黨進行選舉，以維持國民黨的執政地位；國民黨則提名協助選舉有“功”的黑道兄弟競選民意代表，於是一大批有黑道背景的人紛紛進入政壇。

　　黑道漂白的過程或步驟一般是，不少黑道先以參選村裡長為基礎，進而參選鄉鎮市民代


表，並角逐代表會主席、副主席；下一步便是爭取參選縣市議員；目標更大者便是爭取當選省議員與中央級民意代表。通過層層漂白，政壇黑道勢力越來越大，終於形成“黑道治國”的局面。

　　在地方基層選舉中，黑道漂白當選者比例甚高。在１９９４年基層村裡長、鄉鎮市民代表選舉中，黑道人物當選的比例相當高。據台灣《自由時報》（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８日）記者保守估計，這次地方選舉，有黑道背景的當選者至少超過150人，其中以台中縣與台南市黑道當選率最高，幾乎為百分之百，就是說只要黑道出面參選，一定當選。黑道當選人數以彰化縣最多，上屆更高達７０多人，本屆仍有５０人。據台灣《新新聞周刊》報道，20世紀90年代末高雄市現任地方民意代表中，有黑道背景的包括張姓（屬七賢幫）、蔡姓（屬西北幫）、洪姓（屬聯宏幫）、許姓（屬新興市場幫）及曾姓、吳姓、陳姓和林姓等多人。

　　一些通過黑道漂白的政治人物在台灣政壇呼風喚雨，典型者如前屏東縣議會議長鄭太吉、前高雄縣議會議長吳鶴松、台中縣前議會議長顏清標、高雄市現議會副議長蔡松雄與“立法委員”羅福助、陳明文等。其中，鄭太吉的漂白過程及與國民黨的相互支持、利用最為典型。

　　鄭太吉曾出面幫助走向衰落中的國民黨進行政治選舉，並因成績顯著，受到國民黨上層的重視與栽培。在１９９２年嘉義縣縣長選舉中，民進黨派出前嘉義縣縣長蘇貞昌競選連任，國民黨則提名頗有爭議甚至涉嫌貪污的伍澤元參選。國民黨與民進黨兩方人馬競爭十分激烈，實力不相上下，甚至在政見會上發生多次暴力衝突與毆打。國民黨已連丟數縣市的執政權，希望這次能從民進黨手中奪回失去的嘉義縣執政權，為此不惜一切代價，采取各種方法來打這次縣長選舉戰。在嘉南地方有實力的黑道勢力就成為國民黨拉攏的對像，身兼黑白兩道的鄭太吉在國民黨的“號召”下，成為伍澤元選舉的戰將，大力輔選，伍澤元終於打敗蘇貞昌，當上嘉義縣縣長。鄭太吉因輔選有功，被國民黨中央黨部提名競選嘉義縣議會議長，在國民黨籍議員的支持下順利當選，成為一個有實力的政治人物。隨後，鄭太吉正式加入國民黨。１９９４年，他順利連任縣議員，並再次當選縣議會議長。可是這位黑道漂白的兄弟本性不改，到處動槍，終於因公開殺人案而入獄。這一事件，對國民黨造成極大的傷害。

　　為何黑道可以輕而易舉地通過選舉進入政壇？一位前省議員表示，台灣地方上的政治環境特殊，黑道漂白並不難，在大選區通常只要四五千張選票就可以當上縣市議員，小選區2000多張選票就可當選。而正、副議長選舉在只有數十人的議員中選舉，更易當選。只要有錢，進行買票賄選，更容易當選。這正是黑道最大的本錢。在台灣買票、賄選盛行的選舉文化下，黑道人物就可以用金錢打開通往政壇的道路。加上李登輝為鞏固自己政權的需要，對黑道的縱容與利用，進一步加快了黑道步入政壇的步伐。

　　黑道漂白進入政壇，並不意味著“金盆洗手”，是要為民服務，保護人民的權益。恰恰相反，大部分黑道人士進入政壇，是希望通過民意代表這一特殊的身份，取得“護身符”，尤其是縣級以上議員有刑事免責權，可為自己謀求更大、更多的利益。縣市議會議員與正、副議長，更是黑道積極爭奪的目標。縣市議會議長在地方權力不小，在地方上舉足輕重，還可鉗制行政首長。許多地方利益通過議會少數掌權者的運作或與地方行政首長的共同合作，可獲得種種經濟利益。

　　許多政治人物為了在激烈的選舉中取勝，利用黑道勢力，打擊對手，造成選舉活動中黑道勢力猖獗與泛濫。這與國民黨在選舉中提名黑道人物直接參與選舉有所不同，主要是利用黑道勢力在選舉過程中保駕護航、買票、監票或以武力威脅對手等。有學者指出，黑道在選舉中的角色“不外是候選人隨身保鏢，或坐鎮競選總部，或擔任因選舉引發糾紛的魯仲連角色，或從事布樁買票的樁腳。”

　　“松聯幫”兄弟參加“四海幫”老大葬禮黑道勢力稱霸一方，掌握一定的選舉票源，為不少候選人所看重，便利用黑道勢力為自己輔選。除了聘請黑道大哥當保鏢外，就是讓黑道兄弟負責拉票與監票。一般黑道大哥手下有不少兄弟，通過這些兄弟可以拉到不少選票。同時為了保證花錢買的票能夠投給自己，而不發生“跑票”，就需要黑道兄弟扮演“監票”的角色。

　　有些候選人利用黑道大哥以種種手段進行威脅恐嚇，給競選對手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如在１９９６年“總統”選舉時，退出國民黨的郝柏村和林洋港合作參選，便受到來自黑道勢力的威脅。１９９５年１２月，郝柏村與國民黨非主流重要人物接獲一份黑道機密資料，有人以每人２５萬美元的高價收買日本黑道，准備赴台暗殺國民黨非主流元老。這顯然是競爭對手李登輝支持者運作的結果，絕非黑道兄弟的自覺行為。


由於黑道人物的介入，每到各種選舉前後，與選舉有關的各種暴力事件就不斷發生。如在１９８２年底鄉（鎮）市長及縣市議員選舉中，全省發生重大流血暴力事件有雲林、彰化、桃園等６個縣市。在１９９０年“立法委員”與縣市長選舉中，暴力流血事件蔓延了台中市、雲林縣等１５個縣市，占台灣２３個縣市的６５％。在選舉期間，發生候選人或助選人員被殺害、縱火、毆打、綁架、恐嚇、勒索等暴力事件十分普遍。以１９８２年的台灣鄉鎮市長（第九屆）及１９８６年鄉鎮市民代表（第十二屆）為例，全省鄉鎮市長、代表會主席


、副主席及代表，遭殺害、殺傷、毆傷、恐嚇、勒索、挾持等案件高達５１起。上述鄉鎮市長及代表會代表等任內，涉及打傷助選員、賄選、槍械使用、勒索、傷害、開設賭場、妨礙公務等案件，以致被收押或判處徒刑的案件，高達１４７起。在１９８９年“立法委員”選舉期間，發生選舉暴力事件４５件，遍布１４個縣市。在這些暴力事件中，共有４位候選人或助選人被殺害；２位候選人遭綁架；１１位候選人遭電話或刀槍恐嚇；有５位候選人被毆打、住房被破壞；有６件相關的縱火案與勒索案。可以說每到選舉，島內便是血腥風雲，槍聲不斷，暴力事件頻傳。

　　黑道介入選舉，一般而言，視其黑道幫派性質而略有差異。台灣黑道有社會型黑道、經濟型黑道與政治型黑道之分。社會型黑道是以勒索、恐嚇、威脅等索取金錢為主要目的，常以流竄型黑道分子或本地黑道與外地黑道結合進行，是選舉血腥暴力的主要來源，給候選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經濟型黑道多從事非法與合法的事業，介入助選則是以威脅、強迫等方式進行買票、盯票與護票，對選舉結果影響甚大，與黑道及派系無關的中產階級精英很難在這類選舉中獲勝，而有實力的黑道分子或黑道支持的人物則常常當選。政治型黑道是台灣黑道發展的高級形態，是由社會型、經濟型黑道發展而來，這些黑道兄弟不是具有刑事前科或犯罪記錄，便是曾被地方警察局列管的黑道分子。政治型黑道多半是本地黑社會出身，他們介入政治的途徑就是通過參與選舉進入地方政壇。

　　政治人物為獲得黑道勢力的支持，需要經常與黑道大哥往來，以建立關系。在台灣，只要有黑道大哥被殺或去世，其葬禮之隆重，前來祭奠的高官之多，不亞於任何一個重要政治人物的葬禮。如前幾年彰化縣一位黑道大哥因黑吃黑被人開槍打死，治喪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竟是國民黨的前“立法委員”，副主任委員是院長級的高層人士，參加葬禮的更是高官商賈雲集。在１９９６年初又一位黑道大哥的葬禮上，台灣三大黨均有要員參加。

　　政治人物何以不怕社會輿論譴責而敢於公開參加黑道人物的隆重葬禮？道理很簡單，黑道大哥是地方一股政治社會勢力，對選票有重要影響，許多政治人物就是靠這些大哥的支持當選的，他們之間已經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若不在葬禮中有所表現，這些政治人物在下次選舉中就別想得到他們的支持。參加黑道大哥的葬禮，不過是政治人物經營、建立基層勢力的一種必要手段而已。其實不僅在黑道大哥的葬禮中，而且在與黑道人物相關的紅白喜事中，均會有政治人物的光臨或送禮。在許多不同場合的宴會上，或在私下的聚會活動中，黑道與商賈、政客相互稱兄道弟，往來密切。

　　每到選舉，台灣當局也會進行掃黑，但這只是給民眾做樣子，抓一些黑社會的小兄弟，而不會真正觸動有勢力的黑道大哥，甚至還要用這些黑道大哥為自己服務。一位黑道兄弟說：“以前選舉也會掃黑，政府說是清跑道，但我們真正有影響力的兄弟根本不必理會或跑路，因為候選人需要我們，會設法維護我們安全。有的兄弟自己跳出來參選時，警方還要派員保護他們。”即使因掃黑而逃到海外的黑道分子，也不忘關心島內的選舉活動，在選舉期間便打電話回台灣，向親朋好友拉票，支持他們的候選人。有些黑道人物交代在島內的小兄弟前往自己支持的候選人處捐款或暗中客串保鏢。

　　國民黨與黑道的關系之密切，甚至超過黑道兄弟之間的關系。在一次“立法委員”選舉中，“四海幫”老大“大寶”陳永和，不支持自己的兄弟蔡冠倫，反而支持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候選人，足見國民黨對黑道人物的依賴程度。１９９４年台北市長選舉，國民黨上層通過警界高官請該幫“大寶”陳永和召開幫派首腦會議，動員江湖好漢支持國民黨候選人黃大洲。“大寶”鼎力相助，動員兄弟支持。但後來李登輝改變策略，采行“棄黃保陳”（放棄黃大洲，改為支持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以共同對付可能當選的新黨候選人趙少康），結果讓陳水扁當選，這讓“大寶”非常生氣，大罵找他幫忙的國民黨黨工和警官不是東西。　　

　　黑道人物出錢出力支持國民黨候選人或其他政治人物，當然是希望有所回報，不僅希望能得到各種經濟利益如工程承包、經營企業，而且一旦兄弟犯案出事，以便有這些達官貴人能為自己說情護航，保護自己，或者重刑輕判，輕刑不判。這才是黑道與政治人物相互利用關系的本質所在，也是黑金政治共生結構存在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