鰲峰的文學殿堂

臺灣人的發財美夢－愛國獎券
作者：劉葦卿
出版日期：2008 年07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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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連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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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社會不良的賭風－─「大家樂」的產生

以現在的觀點來看，當時愛國獎券的面額並不算太高，不過以1950年擔任教師一個月僅僅260元的薪水而言，確實算是不小的數目。因此，為了中獎，許多人開始採用集資合買的方式，以期能藉此一起完成發財大夢。為了避免到時真正中獎而彼此互不相讓，集資的人還會正式地簽署一份合同，免得中獎後有糾紛。

除此之外，亦有因借錢購券，後來中獎而起的糾紛：

幸運的人不一定是幸福的，第六期愛國獎券中第一特獎的省立彰化工職職員丁柱，因為買這張獎券的錢不是他自己的，故借錢給他的該校訓導主任張志仁要與他平分獎金。為此兩人兇狠地打了一架，現在都被關在警察局。

－《中央日報》1950年3月24日第八版刊登〈中了特獎入了警局〉

可見中了特獎，卻「因福得禍」者亦有之。

賣獎券造成的急功好利觀念，投機加上僥倖，社會陷入一種期待立刻發財的風氣，而能夠立刻發財的方式，除了中獎，就是賭博。在以往只能藉獎券發財的時代，胃口最多也是第一特獎，但是，當愛國獎券變相開賭蔚為風氣之後，另一種賭局「大家樂」也應運而生，因為社會經濟背景的改變，愛國獎券的獎金不足以餵飽當時希求發財人民的胃口，轉而流行一種更瘋狂的金錢遊戲－「大家樂」的產生。愛國獎券因此結束其歷史的任務，停止發行。

愛國獎券的終結者－「大家樂」

原來買愛國獎券的人，現在一經發現有大家樂可玩，就轉而買大家樂。原因很簡單，買愛國獎券的中獎機會小，獎額分散，而買大家樂的中獎率較高，獎額集中，更加刺激，更易滿足賭徒要求。

資金過剩助長流行

民國75年成型的「大家樂」崛起背景，是因為臺灣80年代資本市場嚴重脫序失控。長年外貿暢旺出口、嚴格的外匯管制、刻意低估新臺幣匯價的政策，幾股經濟力量造成了臺灣資金供過於求，在國內市場到處亂竄，找不著出口、出路。

過多資金，太少可以投資的標的，在都會區造成了「全民股市」的現象，股票市場在湧入大量資金的情況下，短時間內快速飆向12000點。至於在「股市熱」還沒有感染到的鄉間，「大家樂」就成為最普遍的金錢遊戲焦點。

到處求明牌的社會病態

隨著「大家樂」的流行，為求中獎，於是有「明牌」的出現，透過乩童傳達的明牌之外，有時信徒們也會將線香上煙霧繚繞的形狀、夜裡墓碑上似隱似無的浮字等等所有可供聯想的影象、聲音當作鬼神啟示的明牌。該神祗若提供明牌使信徒中獎，披金戴銀甚至重塑金身都指日可待；若是不幸摃龜，缺頭斷肢棄於溝壑亦時常見聞。一座墓地如果傳說有靈，也能吸引眾多活人夜裡齊來與死人同宿，墓園立成鬧巿，攤販、電子琴花車大舉入侵。為了獲得「明牌」，最後一期愛國獎券開獎前夕，甚至發生賭迷綁架臺灣銀行獎券科科長之子，以勒索中獎獎券號碼。

中獎酬神，劇團暴增──無心插柳的社會功能

雖然「大家樂」帶來許多負面的影響，但在那個時代還提供了另外一種社會功能， 當時臺灣的傳統戲曲原本瀕臨滅絕，卻因大家樂風，一旦獎，邀請劇團酬謝神明的保佑。因此劇團數量激增一倍（以布袋戲班增加最多）。「大家樂」無意中復興了民俗文化。但是一九八八年愛國獎券停止發行，傳統戲曲又「恢復」奄奄一息的狀態了。壓垮愛國獎券的最後一根稻草

當「大家樂」盛行的時候，愛國獎券已失去歷史的舞臺，因為社會背景已經改變，發行的早期，中個二十萬，中獎者多半以此當作基本資金，來開創自己的事業；或是購地購屋來置產，以使獎金變得更加有價值。但是，臺灣的社會經濟逐漸發展之後，國人國民所得提高，第一特獎的誘因已經不若當時豐厚，加上物價亦逐年增長，原本二十萬足以成家立業，現在即使是一兩百萬，似乎都有些拮据。

愛國獎券發行的初衷，本是以愛國為出發點，要大家本著愛國的心情，拿出少數的金錢，積少成多，使政府得以增加一部份的收入，以補助公庫的不足，並且利用一部份的收入為獎金，使購券者一方面表示愛國，一方面試試自己的運氣。對於沒有中獎之人，以「獎雖不中，國終愛了！」為安慰。在那個國家至上的年代，這樣的要求無可厚非，但是，時代已然不同，政府若將獎券的收入，沒有「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人民自然會懷疑政府此一政策的存在必要。

保存戒嚴時期的臺灣記憶

國民政府遷臺，在政治上實行強硬的戒嚴手段以鞏固政權；在經濟上發行愛國獎券以聚集資金，兩者的時間幾乎同時並行，所以在愛國獎券的圖象上保存了許多臺灣戒嚴時期的種種面向，翻開愛國獎券就如同翻閱臺灣光復後的生活相簿。

愛國獎券為了宣傳政令，留下許多當時政府宣傳的政策或口號，這些都是戒嚴時期獨特的時代記憶，全都保留在愛國獎券的圖象中。

不論是社會生活或政策走向，甚至是經濟發展情形，都如實的被記錄在愛國獎券裡面，並記錄了許多特殊的事件，其圖象與當時的社會生活息息相關，它一幅幅的圖象是當時社會一段段記憶的縮影，它記錄了臺灣當時社會生活的面貌，保留臺灣曾經走過的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