鰲峰的文學殿堂

十七世紀的 福佬海商

作者：-- 翁佳音--

六）福佬海商逐利到臺灣與三邑幫的興起

在荷蘭人佔領臺灣之前，漳泉商人多往馬尼拉貿易，但一旦在臺灣建立據點，荷蘭人便致力於切斷澳門 — 馬尼 拉 —

墨西哥之間的航線。此外，由於墨西哥銀產量的減少，使得這個貿易線逐漸衰退。一六四○年葡萄牙與西班牙的不睦，更是造成這個以葡萄牙、西班牙為大仲介的貿易線雪上加霜。至此，十七世紀東西兩洋的貿易網絡，已產生若干的變化。在貿易網絡的變化過程中，荷蘭人的插手招徠漢商，也造成某些亞洲貿易港市的興替，例如一六一九年荷蘭在巴達維亞築城前後，吸引下港的華商到巴達維亞，下港因而走下坡。

一六二四年荷蘭人佔領臺灣後，即號召在東西兩洋行番販番的漢人海商到臺灣。先是在臺的第二年，即一六二五年，巴城當局曾經問當地的蘇鳴崗、Jancongh等人有無意思往臺灣發展，但諸人皆興趣缺缺。可是不久之後，巴城有些重要商人便陸續前來臺灣貿易、投資，以臺灣為新的東亞貿易據點，大展宏圖。從而臺灣諸商雲集，因此，至少在一六六○年代之前，漢商與漢人勞動人口在臺灣，在人數上都優於巴城。

從巴達維亞等地逐利來臺的漢商中，最有名的，首推蘇鳴崗，他於二九年就已有船隻航往臺灣貿易，三六年辭僑領職往臺灣，從事農業投資，不過事業似乎不順利，三九年三月回巴城。其次是Boijco（茂哥，陳基茂？），在荷蘭資料中，他也被稱為「海盜」，名列一六三三年欠公司債的人之一，他是公司通譯，

為巴達維亞重要華商林六哥之女婿或兒子，也是Jan

Con的兄弟。一六三一年已住大員經商，而且與廣南、大泥等地方有通商活動。三九年公司規定在其土地上種植甘蔗等作物，是後來漢人社會的僑長。

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巴城漢人甲必丹的寡婦、回教徒商人Ingie Watting

。從現刊的資料中，可知她似乎再改嫁過，新任的丈夫三官（Sacoa）也是重要商人，後來返回廈另結新歡。之後，她在大員造屋居住下來，其子也在臺灣為公司所雇用。她自一六三一年一月起，已有獨資的船隻航行於臺灣中北部、日本與巴城之間，在臺南大員街上甚有財力。後來，因抵觸法令，臺灣當局令她盡售所有返回巴城。這位商界女強人原來丈夫Anachod

Watting，係漢人或混血出身，以前就是Jaratan、 Japara地區漢人的頭人，與葡萄牙有生意上的往來，女兒也嫁給蘇鳴崗。

除了巴城商人外，中國沿海一帶的大小商人亦紛至沓來臺灣與荷蘭人進行交易，自不待言。不過，其中有一位最有名，迄今卻仍不詳其漢名的Hambuan。他不僅是荷蘭人親密的貿易伙伴，而且也在臺灣從事農業投資。一六四○年十一月月二日，他在臺海遭遇船難溺斃，研究者甚至指出，這「是荷蘭之台灣貿易沒落的不祥前兆」。這樣著名的人物，不可能不存在於漢籍文獻中。依我個人的考訂，當時的文獻中，有一位叫「林亨萬」的人，其名「亨萬」（Heng-bän），恰巧與Hambuan的發音幾近相符，兩人屬同一人應無疑義。

林亨萬的事蹟，據同安知縣曹履泰在〈與李任明〉、〈上朱未孩道尊〉的書翰中，曾被提到，云：

…近有惡生林獻采，勾賊劫夷，撫臺嚴令緝獲，不知其為林亨萬中表弟也（sic!）。以是開罪垢辱，已甘蒙面。風波恐在轉眼，亦聽之而已….林獻采惡跡素著，今春海上劫夷勾賊，…..職但之此惡不易擒，而竟不知其為林亨萬之表弟也。被獲之日，亨萬差幹五、六至縣門內。拿差役到家毒打。

　據此，可知林亨萬是同安方面的人，而且屬於仕紳之家。雖然文獻謂他於一六三三年年末到大員街居住，不過從該年之後的其他資料，我們可以發現他與商人Jocho、Jocsum仍被記載為住在中國的貿易商人，林亨萬應該是屬於「店在此，家在彼」的兩岸貿易商。

運筆至此，我想提出一個比較被研究者所忽略的問題。這些來臺的福佬商人之中，在荷蘭人的鼓勵之下，當然有些人（特別是漢人僑長）會攜家帶眷到臺灣建屋長住下來。例如臺灣島上重要商人Hinco（興哥？），他來臺之前，曾在巴達維亞住過一段時間，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生意伙伴。後來，他的船隻在海上遭風所破，公司當局有意幫助他，他也向公司請求讓其在臺灣經營農業，定住下來直到過世。但一般而言，這些來臺的福佬商人，以不定住者佔多數，與清代「店在此，家在彼」的郊商情形相同。這些人中，甚至有因投資農業之類，而有「不在地地主」的情形產生，稍後即將提到的鄭泰就是這個例子。

進一步應該注意的是，這些來臺貿易的福佬船主、代理商中，籍貫分類的現象仍然存在著。例如：一六三四年，福建軍門發下三張船引，給Bendiock、Sidnia（一名

Jochoo）以及

Joxim等三位商人，准許他們到大員貿易。然而，就在同年，同安人林亨萬（Hambuan）卻與後者兩人Jocho、Joncksim（Joxim），一起向荷蘭人表示，對於鄭芝龍屬下Bendiock及個別商人走私來臺之事，頗為憤慨。Jocho（Sidnia），或許是鄭芝龍的敵對者

「葉郁」、「葉我珍」 ；Jocsum可能是許心素族人許心旭（sim-hiok）之流，似乎仍是漳州河流域一帶的商人。

無論如何，林亨萬等人所抗議的對象—鄭芝龍的部下Bendiock，他與另外一個常出現於荷蘭文獻中的大商人「Gamphea」，兩人皆甚得鄭芝龍的重視，不僅代理鄭芝龍與荷蘭人談判，而且也只這兩人擁有鄭芝龍的的貿易特許。從荷蘭資料來看，Bindiok應為安海方面的人；Gamphea，稍後即將考證他是「顏伯爺」，也是安海方面的人。此外，常運絲貨等至臺灣的Jasingnoir，亦是安海人；四、五○年代在越南、臺灣風騷一時的何斌父子，就是泉州南安人。由此來看，一六三○年代後半之後，隨著鄭芝龍勢力的興起，泉州三邑幫在貿易中已經崛起逐漸操控東洋貿易網路大局了！

本文在前言曾設問：荷蘭人從東南亞北上駐紮臺灣之後，有無造成東西洋網路及漢商籍貫的改變？由前述史實，已經可看出端倪。一般而言，中國的學者大都強調「荷蘭殖民者在中國沿海一帶的騷擾、屠殺，使得明代的海外貿易急遽走向衰落」。可是，從荷蘭資料來看，情況沒那麼糟，海外貿易仍然熱絡進行著。研究者甚至指出：荷蘭人到臺灣之後，至撤離臺灣為止的一段時間，荷蘭人的貿易可謂是被鄭芝龍父子「操弄於掌中」，安海幫的鄭氏父子甚至還左右著日本近世初期的幕府外交政策。然而亦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東西洋網路的商業活動雖然相當熱絡，但基礎不穩，常受到中國政策的影響，因此，海商個人能否取得霸權，個人的才能與交涉手腕是相當重要之因素。鄭芝龍顯然就在這種傳統中國海洋政策與西方勢力的到來之間，以個人的才能，因緣際會在鬥爭中取得勝利，帶動了泉州三邑幫的興起。

鄭芝龍崛起前後，先敗漳州河系統的許心素，其後清理同幫的惠安人李魁奇。一六三五年再敗漳州海澄人、原為顏思齊集團的劉香「（Jan clauw /Janglauw；即「香老」）」。清除劉香一黨之後，加上一六四○年荷蘭人所依賴的廈門大商人林亨萬的溺斃，除了是預告荷蘭人的不幸外，也正是顯露了漳州河流域主導勢力的衰退，晉江流域三邑幫代之而興起。荷蘭資料的《臺灣日記》之記載，正可看出這樣的趨勢。自一六三五年之後，從船隻的起港處來看，據曹永和教授統計一六三六年至—三九年中，臺灣與中國之間的往還船隻，可看出商船從廈門出港者佔絕對多數，其次則為安海。若考慮到鄭芝龍勢力已達廈門，有些安海的船隻需先到廈門再來臺灣，則可知自一六三○年代中期以後，來台船隻除福州外大抵以廈門、安海居多。一六五五年十月三十日的《臺灣日記》報告，對岸來船六十艘，大部份來自安海。

三邑幫勢力興起中，有一明顯的現象就是鄭芝龍的宗族、姻親處處可見。荷蘭資料中處處可見的Ghamphea（Gampea），有人推測為鄭芝龍部將洪旭，但我認為比定成「顏伯爺」比較合乎事實，他應該是鄭芝龍的姻親，也是為五商中的顏家。另外一人Binliock（明騄？）很像鄭芝龍兒子輩譜名的「明」字輩。其次，荷蘭文獻中，被稱為官員、船長，也經營釀酒的四舍（Sisia

/

Cicia），他是鄭芝龍的幼弟，為活躍於軍政商的芝虎、芝鳳外的另一個同父異母弟弟，芝豹。在Nuyts擔任長官期間，他作為一官商業合約的保證人，即人質，而與臺灣的荷蘭長官住在大員約一年，他的母親與黃氏還曾要求荷蘭長官照閩南慣習收芝豹為義子。

另外一人是廈門的祚爺Sauja，即鄭泰，為鄭成功是的兄弟。鄭泰之甥Lioey（李英）介紹祚爺用二，三○○rijkaerder向大員的荷蘭人自由市民Wynand購買房舍，交由Lioey管理。Lioey曾藉此向公司貸款，但後來為揆一所沒收。至於以廈門為根據地的鄭彩、鄭聯兄弟，事實上是同安人，與鄭芝龍、成功家族雖有族譜上同祖的關係，不過卻是十代以前的同祖同宗，不是五服之內的宗族。也因此，廈門同安的鄭氏家族後來亦為鄭成功所兼併。

要而言之，儘管福建的晉江安海（安平）與漳州月港，在明代嘉靖年間都是重要的港口，但長期以來，東西洋網路仍以漳州的勢力為主，晉江勢力是後來居上，一六三○年代至一六八○年代之間，可謂是晉江勢力的是鼎盛時期。亦即在荷蘭人來到中國沿海之後，福佬海商領導者階層，甚至是航渡海外的漢人籍貫，發生了變化。泉州三邑幫在後來取得優勢，這可以解釋：為何清初隨施琅征臺的官弁中泉州三邑幫的晉江、惠安佔多數，該泉州幫且在臺灣開發中佔盡商業地利，以及後來菲律賓的華僑變成以晉江籍為主的緣故。

七）福佬海商勢力獨擅的時期已不再

繼鄭芝龍父子之後，鄭經後來雖因抗清失利，而將其家族勢力撤退到臺灣來，但仍在海外貿易上擁有一定的勢力。及至清滅鄭氏，固然對福佬幫商人產生一定程度的打擊，然而，吾人不應忽略鄭氏家族的海外貿易勢力為晉江人施琅所繼承一事。至少在一七二○年之前，福佬幫，尤其是以晉江幫施琅家族為主的福佬海商仍為重要勢力，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廈門交涉的「大老爺（TwaLawyea）」，就是指施琅。不過，後來施琅後因忌被朝廷去除勢力，再加上內外種種因素，十六世紀中期以來福佬海商勢力獨擅的局面已不復回。

在日本，一七一五年，福建商人先是因清朝的海禁的解除，其他省分商人再度活躍，「長崎貿易中，福建商人的活動，因鄭氏的降伏、遷界令的撤去，而告急速衰退，又因正德五年新例的的信牌問題，更受反擊，幾乎告終，而屈服於江浙商人之下」。南洋方面，十八世紀二○年代，也因清廷懼怕人民勾結海賊為亂而行短暫的海禁。此後，雖然有一陣子以廈門港為主的貿易興起。但此時，其他籍貫的商人也活躍海上，英國東印度公司復以廣東為主要貿易地，至此，在近世初期世紀以來獨霸一時的福佬海商活動，可謂已劃上一個句點。

八）結論

總結而言，本文嘗試重新再結合中外史料，深入就中外文獻的參照、考訂，並且運用福佬話（即閩南話）語音的觀點比定主要商人，同時進行籍貫分析，進而發現十七世紀當時的漢商領導者勢力的變化。十七世紀之初，當基督新教的荷蘭人、英國人與中國接觸之後，他們所面對的漢族商人之中，首先是馬來西亞方面的大海商李錦（Empau、Impo）、菲律賓大洋商黃合興號的黃明佐（Hwi

Wansan），接著是日本李旦（CaptainChina）、歐華宇（Whouw）、張敬泉（Cipsuan），以及許心素（Simsou），這些大海商都是以廈門為中心的漳州勢力。然而，漳州勢力的衰退並不是因為荷蘭人的阻擋，而是以鄭芝龍為首的三邑幫成功地結合、利用荷蘭人，進而取代了漳州人的勢力。

在社會組織方面，方言群的類似性，是福老海商的組成原理。用含混的福建人、閩南人，甚至漳泉兩籍，恐怕不能看清十六、七世紀各幫派商業勢力興替的歷史真相，也無法看出十六、七世紀之時漳州系統在各地區佔重要地位

0